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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上午,78岁的王国栋向建川博物馆捐赠了5枚珍藏多年的“支那事变纪念”章。

王国栋原是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教授。 这五章他收藏了57年。

王国栋对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我本来就打算留下自己的孩子。 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今天,我将把这些历史铁证捐赠给建川博物馆,留给我们的民族。 ”。

1932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王国栋,自认成为亡国奴隶14年。 日本侵略的罪恶历史令人痛心,但现在他最不满的是日本个别极右分子总是想篡改日本侵略的历史。

捐赠的纪念徽章由铅银合金制成,圆形,重103克,直径53厘米,由于柄有突起,厚度为0.3~0.9厘米。 纪念章正面的凸形图案是全副武装,拿着三八枪冲锋状的日本军人,有倒在日本军人脚下的中国军人的尸体,其头盔、大铁铲的装束与“卢沟桥事件”发生时驻扎的宛平县29路军士兵的装束特点相符。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纪念章背面的图案也很突出。 圆圈周围有被8枚重型炸弹包围的圆形图案,上面是两翼重型轰炸机,轰炸机下面是华北地形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长城、平绥、平汉两条铁路线,同时清晰地地标有天津、北平、沧州、保定、张家口、大同等地名。 铁路沿线到处都是小型炸弹正在爆炸的样子。 背面右侧刻有“支那事变纪念”和“昭和十二年”的文字。 “昭和十二年”是1937年,当时的日本文案中也使用了“纪念”的写法。 初步估计,1937年7月7日至10月2日,纪念章由日本侵略者铸造并分发给参战军官和士兵,战后部分流失到中国。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王国栋想起小时候亡国奴隶的历史,悲愤难抑。 “九一八事变”近一年后,模拟满洲国这个日本人控制的区域诞生王国栋时,这所房子的“疣”(东北方言,家中最小的孩子)从报道中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父亲突然失踪了。 几个月后,倒霉的父亲回家,抱着小国栋失声痛哭。 原本,日本关东军是山上的粮仓,日火了,日本人怀疑是在附近作业的林业工人私通东北抗日联军干的,将林业工人王国栋的父亲带去拷问,浇辣椒水,坐在老虎凳上拷问。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给王国栋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比他大20岁的哥哥的5盏灯收音机能够接收短波频道,当时,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会掉下头来。 而这位哥哥床下藏着的五个灯收音机,在哥哥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闻和爸爸的对话中,小国栋隐约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当时,像他这样7~8岁的孩子们以为自己是“满洲国”的人。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亡国式的教育流下了毒深,让王国栋教授想起了痛苦。 据说当时伪满洲国的教科书,封面上写着国语汉字,打开后全是日语。 上小学以后,最重要的课一天一个词,每天都要学习说日本话。 当天其他的课结束了也没关系。 如果一天记不住一个词的话,日本人会拿着“像你们采访机一样宽”的板子,让班长打你的手掌。 班长要不打,要不狠,日本老师给你拿板子打班长,直到手肿了才完。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每天,中国学生背上日本天皇的诏书,到现在为止,王国栋还能流利地背诵,在记者面前来了一段“国民应该效忠天皇……”的话。 因此,当时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伪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担心日本推行亡国奴式教育。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体育课实际上是军事训练课。 为了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课程文案是日本的《步兵体操典》。 上课时,日本教官戴着头盔,脚上穿着马鞋,挂着军刀,完全是上战场的样子。 立正训练中挺直脚,教官用马靴踢学生的脚,如果能站稳,即使合格,如果弯曲了脚,也会招致暴打。 王国栋很少因此挨打。 在音乐课上,《王道乐土》、《大东亚战争爆发》、《爱马进军歌》等日本军国主义的歌曲不少。 王国栋说,这些歌他还会唱,印象不可磨灭,亡国奴隶式的教育显示出了毒害之深。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1952年,王国栋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就职于当时的中央工业部。 1954年的一天,他拜访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在那里发现了“支那事变纪念”的章。 在之后的57年里,王国栋相继收藏了5枚“支那事变纪念”的篇章,并捐赠给了建川博物馆。

“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吴志维

标题:“支那事变纪念章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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