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媒体：中国科研问题不是缺钱 而是这些钱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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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在总第898期《中国信息周刊》上发表

4月17日，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大学科研人员不要造假，骗取科学技术项目、科研经费及奖励、荣誉等，同时在给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的过程中，将科研人员报告、清算等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管理一直很完善，但还有点体制机制障碍，亟待整理。 其中，关于科学研究费的不当录用，有时也见报告。

年的《政府业务报告书》显示，为了开展项目经费的“包干制”改革考试，不设置科目比例的限制，由科研小组自主决定采用。 掌握经费，为科学研究“束缚”。

实际上，在科研投入方面，中国的问题不是缺钱，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

最近，以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中心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报告()」，首次全面整理、解读和拆除了中国2000-年的研究开发经费状况。

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国家，仅次于美国，全社会的研发费用达到1.7兆美元。 但是，“十五”、“十一五”或“十二五”期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计划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目标没有实现，但与目标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报告项目负责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对《中国信息周刊》表示，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首要挑战不是研发费的投入规模，而是如何优化研发费的投入结构，提高研发费的采用效率。

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的门槛

从数据来看，自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计划纲要( 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战术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以来，中国的研发经费逐年上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59%。 美国不仅与中国并行，在法国、德国、日本、英国、韩国等许多接近水平的曲线中，中国的增长曲线一直向上。

从研究开发规模的绝对值来看，2006年以来，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相继超过韩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更有代表性的指标是“研究开发费投入强度”(简称“研究开发强度”)，即全社会的研究开发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 这个数值表明一个国家希望在研发活动中使用多少资源，反映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报告显示，中国的研发强度在2000年还不到1%，年已增加到2.11%，超过eu1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2.09%，但经济合作与快速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34%还有一定的差距。 美国的研究开发强度从2000-年稳定在2.5%以上。

2.5%也是中国研发强度年应达到的目标。

中国科技新闻研究所政策和战术研究中心主任程如烟曾经指出，中国每年实现2.5%的研发强度有相当大的难度，要赶上美国每年2.74%的研发强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她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研发强度将改变以往急剧提高的趋势，转变为逐渐上升的趋势。

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悲观.。

孙玉涛指出，一些国家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投入强度，很稳定，一直没有增长。 以美国为例，最早达到2.5%~2.8%。 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将研发投入强度继续维持在2%以上。 “研发强度2%是进入创新型国家的门槛。 ”。 他说。

报告显示，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四年研发费用投入强度突破2%，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步进入创新型国家门槛”。

政府的研发费投入占有率逐年下降

中国的研究开发强度逐年增加，但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也没有实现既定目标。

报告显示，2005年1.3%的研发强度比“十五”目标的1.5%少0.2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达到1.71%，距离2%的目标还低0.29个百分点。 “十二五”阶段实现了2.06%的强度，虽然没有完成2.2%的目标任务，但差距缩小到了0.14个百分点。

原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研发强度是衡量经济快速发展方法转变和推进创新的重要指标，“十二五”期间未实现2.2%的目标，表明中国整体科技投入与经济快速发展规模不一致 因此，为了每年实现“十三五”的2.5%的目标，有必要加强社会各方面的投资。

孙玉涛认为，研发强度没有达到既定目标，与中央政府投入经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有关。

据报告，从经费来源的角度来看，从1995~年，中国研究开发经费部门的来源结构从政府和公司两个主体变成了公司的单主体。

在绝对数量上，公司的研究开发费从300亿增加到约1.2兆，增加到40倍的政府研究开发费从约250亿增加到近3200亿人，增加到了12.8倍。 公司经费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政府的经费。 另外，公司资金源经费的比例从约30%增加到70%，政府资金源经费的比例从25%减少到20%左右。

2005年，在《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计划纲要( 2006-年)》出台之前，负责制定纲要的战术研究专题小组组长、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结合海外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全社会经费中获得政府资金

数据显示，当研发强度达到2%时，美国政府来源经费为62.8%，法国为53.9%，英国和德国分别为48.1%和41.8%，日本在1981年进入2%的门槛，当时的政府经费也达到了27%。

孙玉涛说，欧美各国研究开发投入强度为2%时，研究过政府投入的比例很高。 “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来看，政府投入比例在30%左右是合适的。”

孙玉涛和《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报告()》的另一个项目组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曹聪共同撰写了建议，到2005年政府财政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的比例提高到30%，接近中长期计划战术研究提出的目标

孙玉涛指出，政府投入的相对减少与公司投入的激增有关，一些专家认为，公司的经费投入有“虚高”，与政府鼓励公司创新的政策有关。 2006年的《中长期计划》确定了在政府增加科学技术投入，且加强公司科学技术投入主体的地位。

另外，政府对科研费投入的慎重态度也与近年来逐渐暴露的科研费管理不完善有关。 在10月份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万钢部长通报了两起科研经费管理不周的事件，连续两次“愤怒”表达了他的“受不了”。

孙玉涛认为，科研经费管理不善事件的背后有整个管理体制乃至筹资机制的问题。 例如，科研经费的资金延误很严重，年初开始项目，年底之前经费被清算了。 “如果存入财政的钱今年用不完的话，明年预算可能不会增加。 因此，如何使用这些钱，是浪费钱”。 他说。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院士说，多年来，中国科研项目的经费必须采用预算制，科研经费必须严格按照预算要求采用。

预算制有两个大问题。 一是人员经费投入项目经费的比例太小，另一是经费按预算采用，科研工作不断变化，探索未知优势，缺乏灵活性。

关于这次两会期间提出的“包干制”改革，王建宇希望能处理这两个大问题。 “以前我们提出过很多次这方面的建议，这次写在政府的业务报告里，证明了真的被科研人员束缚住了。 ”。

不关心应用研究

“在每年的两会上，我们都在谈论基础研究，但是关注应用研究的人很少。 ”孙玉涛说。

报告显示，1995~年，中国基础研究费占全社会研究开发费的比例基本维持在5%，应用研究费从26%下降到10%，试验快速发展经费支出从69%增加到85%。

基础研究加上应用研究，可以合称为“科学研究”。 报告显示，中国的研究开发费中科研费的比例仅为15%。

据报道，中国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不仅是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应用研究的差距比较大，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一半，英国和法国的差距更大是很重要的。 年，英国的应用研究费投入达到43%，法国达到38%。

从经费执行部门来看，1995~年，不论公司、研究开发机构、大学，在研究开发费中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都在下降。 公司应用研究投入比例从14.51%下降到3.04%研究开发机构从31.08%下降到28.41%大学从55.08%下降到49.28%。 随之，研发机构和大学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大幅增加。

报告指出，中国科研经费在研发费用中所占比例低已经成为重要挑战，特别是应用研究比例低是值得关注的。

孙玉涛告诉《中国信息周刊》，应用研究投入比较低，与中国整体创新体系结构有关。 在美国，大部分应用研究由公司和研发机构进行，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 在中国，研发机构也开始从事实验的迅速发展，与市场接轨，停止了主要的攻击应用。

从科学研究院的公司化改革开始。 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些规定》和《推进科研设计机构从大中型工业公司进入的规定》，推进了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的公司化转制。 1998年，隶属于中央政府机关的242所科学研究院，以及隶属于所有地方政府的科学研究院的全部转制，到2001年全面完成。

孙玉涛说，改革后，由于无法面向市场获得财政资金，许多科学研究院从自负盈亏的考虑转向考试的迅速发展，应用研究的项目大幅减少。

据报告，1995年的研究开发经费中应用研究的经费还占26%，2006年迅速下降到17%，年下降到10%。

他认为，改革后科学研究院更加市场化，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大学和科学研究院的定位有重复，两者既做基础也做应用。 特别是在科学研究院，其功能定位需要重新考虑。

孙玉涛建议，大学回归基础研究，以中科院为核心的科学研究院可以增加应用研究的投资。 将来有些公司有可能尝试应用研究。 在美国，应用研究费的1/3~1/2是公司的贡献。

由此，将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经费投入占有率应该从现在的15%增加到30%。

孙玉涛说:“这不是短期的过程，具体完成的时间不太可预测，但从中国现在产业迅速发展的诉求来看，这几年应该会出现转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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