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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话周永康事件辩护律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40年来,中国司法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职务犯罪审判是重要的一面。

近年来中国的职务犯罪审判有那些变化吗? 最近,《政事儿》(微信id:xjbzse )独家采访了对此印象深刻的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邓春莉。

邓春莉从1996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到现在已经22年了。 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原常务委员会周永康事件、河南省委原常务委员会、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事件、中国铝业企业原社长孙兆学事件等多起落马高官事件、央视火灾事件、吴英事件、黄光裕哥黄俊钦案、原铁道部窝案丁羽心事件

【要闻】律师谈为周永康案辩护:前后会见多次 他态度很好

谈中国律师制度的变化:

"辩护权的迅速发展和保障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 "

《政事儿》(微信id:xjbzse):1985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为什么选择律师?

邓春莉:我来自学习法律,一直有朴素的价值观。 “必须使用自己的法律专业信息,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 就像胡适说的,“为人申冤、诋毁,是第一天的道理”。 如果能用学到的知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要闻】律师谈为周永康案辩护:前后会见多次 他态度很好

1996年开始兼职律师,200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辞职担任专职律师,成立法律事务所以来,无论是高中还是律师,这种价值观都没有改变。

“政事”:做刑事辩护不容易吗?

邓春莉:很难成为律师,成为刑事辩护律师更难,成为女性刑事辩护律师特别难,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份挑战性强,压力大的工作。

当时我处理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老师,我们记得一起处理过秘密犯罪案件。 当时我刚踏入刑辩,学习如何与区老师见面、查卷子、开庭等。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阅卷只能在法院阶段进行,只能用眼睛抄,工作强度大,但后来逐步迅速发展到审查起诉阶段拍照,至今可以采用电子卷子,几百份卷子一张c

在和区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他那种严谨的逻辑性和专业化、精细化的辩护风格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之后,从央视火灾事件、吴英事件到原铁道部窝案丁羽心事件等,在一个大事件的辩护中,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不仅目睹了律师辩护权利的迅速发展和变革,幸运的是,我们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案件机构的同意、录用和尊重

从事刑事辩护不仅考验身体的智慧、逻辑思辨性,还尝试口才、专业信息基础和心灵修养等,要求高,挑战性强,这也是刑辩护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政事”:可以说你从事律师职业22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变迁的一半历史。 我可以说中国的律师制度有那些重要的变化吗?

邓春莉:第一,自1978年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制度最重要的变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定位不断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属于国家干部,律师事务所是国家的事业单位。 1988年开始律师制度改革,允许设立没有国家经费自负盈亏的合作制法律事务所。 90年代初,国家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不再以所有制的性质和行政级别的属性规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大部分律师事务所被改建为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1996年的律师法规定律师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资格考试也改革为全国统一机关的国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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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律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从国事务所走向合作社制,再到个人所,律师的职业也走向市场化、国际化。 律师的管理也从行政管理改革为行政管理和律协领域管理的“两结合”管理体制。

现在律师担任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比较多,我也有幸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政治。 国家重大法律的修改,征求律师的意见。 无论是社会还是主管部门,都越来越重视律师的工作。 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律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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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队伍成长,规模也扩大,从1979年的212人迅速发展到现在的近40万人。 律师业务行业逐渐扩大,最初传达的诉讼业务主要迅速发展成现在的诉讼和非诉讼业务,行业关系到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各方面。 律师还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多个社会重大事件(事件)的处置,例如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参与了“马航mh370”等重大事件(事件)善后业务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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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为中国律师制度中的重要方面辩护权的迅速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 由于被告人没有辩护权,通过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享受辩护权,在侦查程序中享受辩护权、辩护权的迅速发展和保障,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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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落马高级官员选择律师:

“落马的官员正在拘留中,不知道外部情况,信任家人委托的律师。”

《政事儿》(微信id:xjbzse ) :近年来,你为周永康、陈雪枫、孙兆学等很多高级落马官辩护。 这样的案件一般是怎么委托的?

邓春莉:我接的这些案子大多是家人找来的。 他们一般选择专业的、责任感强的律师委托他们。

“政事”:律师的辩护什么时候被分配? 被指派的律师需要什么条件?

邓春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经济困难、盲、耳聋、假或精神患者,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本人或家属不委托律师,法律援助中心将分配律师 落马高级官员的辩护人分配律师后,通常要求业务水平高、有相当事务水平和经验的刑律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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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落马高官选择律师时会想什么?

邓春莉:一是对律师专业水平、经验的赞同。 二是与律师的信息交流比较顺利;三是律师对敬业态度的赞同。

通常落马官员正在拘留中,不知道外部情况,信任家人委托的律师。 陈雪枫、孙兆学等家人来找我们,与被告人见面后,我们从法律适用、辩护战略等角度提出了专业意见,他们表示同意,签署了家人的委托委托书。

“政事”:为落马高官辩护,有压力吗?

邓春莉:老实说,我为这么多高官辩护,有一定的压力。 这些落马高官曾经有很高的权重,但落马后的心理落差很大,和他们的信息表现事业非常重要。

在辩护过程中,他们知道对无争议的事实,认罪的态度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有一些争论,他们想听听我们辩护律师的意见。 我们需要正确地吃事实问题、证据问题、法律适用问题,去表达信息。 这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工作。 有时需要彻夜昼夜兼程工作,对辩护人的头脑和体力要求很高。

【要闻】律师谈为周永康案辩护:前后会见多次 他态度很好

谈周永康案件的辩护:

"前后多次见面,充分保障会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 "

“政事”:代理周永康事件时,你们前后见了几次面?

邓春莉:前后见了好几次面。 周永康辩护印象最深的是案件机构尊重我们的辩护事业,充分保障我们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

“政事”:他在法庭上的印象怎么样?

邓春莉:在法庭上,他态度很好,认罪承认罚。 他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严重影响了社会,再次认罪。

“政事”:当时代理周永康的事件,有压力吗?

邓春莉:当时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辩护工作强度大,确实压力也大。

坦白落马官员的罪行承认惩罚:

"许多人都在衷心忏悔. "

“政事”:你对落马官在审判中哭、认罪承认罚的问题怎么看?

邓春莉:从年开始,全国18个城市都承认刑事案件的罪行并从广泛的制度开始受到处罚。 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承认处罚的案件,量刑适度宽容。 年10月26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对“认罪处罚来自广泛的制度”也设定了专门的规定,体现了“广泛严格的救济”的刑事政策。 这些落马高官很清楚这个政策,希望得到广泛的解决。

【要闻】律师谈为周永康案辩护:前后会见多次 他态度很好

很多落马官在审判中哭出来也是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 许多人衷心忏悔。 我代理的高级官员在谈论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和对父母家人的伤害时,忍不住后悔的眼泪。

“政事”:落马官上诉也很少见,是为了什么?

邓春莉:很多落马官一审后不会上诉。 其中很多人承认了罪行并承认了惩罚,因此量刑得到了广泛的解决,没有上诉。

“政事”:落马高官在审判中与法庭的反差大吗?

邓春莉:对比度还在。 在审判中,无论多么高官,在审判这样庄严安静的场合都害怕法律,认真紧张。 但是,在法庭上,他们除了谈论事件以外,还谈论小日常谈话、成长经验、思想变化等问题。

“政事”:落马高官的辩护通常采取什么样的辩护战略?

邓春莉:诉权和辩护权天然对抗。 但是,我认为辩护双方必须不对立地对抗,合理合理地辩护,在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地辩护。

谈对在职官员的启发:

"具有强烈的警告和教育意义. "

“政事”:近年来,被调查的许多省级官员采取了指定管辖和异地审判的方法。 你觉得有那些意思吗?

邓春莉:我代理的落马高官案件都是指定管辖和异地审判。 另一方面,我认为可以排除地方干扰、地方保护。 另一方面,我国各地的裁判队伍和业务水平不平衡。 指定有审判经验的法院审理重大案件有利于案件的客观公正的审理。

【要闻】律师谈为周永康案辩护:前后会见多次 他态度很好

“政事”:这几年代理了很多职务犯罪,你觉得任职的官员有启发和警告吗?

邓春莉:这些落马高官主要是对政治规则和法律规定缺乏恐惧,没有防备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平时不观察小节,没有防微杜渐,“溃于千里堤、蚁穴”。 而且监视机构不足。 落马高官的审判,对现任官员有很强的警告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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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司法改革的建议:

"律师执业权益保障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

“政事”:你认为中国律师的执行环境有必要改善那些吗?

邓春莉:近几年来,在为高级官员辩护时,各个阶段都会听取律师的意见,并相应地受到尊重,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法治进步的具体体现,我体会到律师的执行环境应该说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是最近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有些地方很难会见“潮水回来了”。 会见权是辩护权的延长,有些案件在刑法的规定中没有保障律师的会见权,虽然有相关法律的规定,但在执行时有很大的落差。 另一方面,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证人出庭难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改善。 律师的权益保障还必须由各方协助,以确保律师的各项权利得到真正落实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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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儿》(微信id:xjbzse )写作/何强校正陆爱英图像来源:回答者供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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