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方兄”窥测 皇权经济两千年盛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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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金融法典》由郭于2017年4月由庐江出版社出版

-阅读“中央帝国的金融法规”

*胡艳丽

《孔方兄弟》充满了功勋和名望。郭以《X射线》般敏锐的视角书写了中国中央帝国2000多年的金融体系演变历史，并围绕历代王朝兴衰的金融往事，在“金钱眼”中讲述了中国社会，试图从土地税制度、货币制度和官办经济三个方面来阐释中国传统政治的兴衰与帝国金融状况的密切关系。事实证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已经在中国古代形成。

汉武帝的金融“伟大发明”

郭在前言中说，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当时，既没有国外先进的方法，也没有祖先积累的经验可供借鉴。为了实现真正的统一，秦始皇上演了一出政治埋书埋儒的戏剧；在军队里，上演了没收武器的戏剧；在旧的地方社会结构的瓦解中，上演了一出贵族迁徙的大戏；在官僚制的建设中，可以说是一个将行政人员重新派往六国老地方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这些“台戏”并不能保证秦的长治久安。统一后的秦王朝并没有从战争状态中醒来，但仍然以“以高压维持战争”的模式从人民中抽取经济血液，并将这种模式强加于六国故地，最终导致民间经济失血过多，各地起义不断，从而毁灭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如果说秦朝的灭亡只是中国中央集权的一次失败，那么“英明的”汉武帝开启了长达两千年的金融盛衰周期。他不仅是政府经营企业的发明者，也是世界头号“财富窃贼”，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向人们无形征税。汉武帝即位后，汉朝延续了60多年，天下太平，经济复苏，各行各业逐渐繁荣。然而，这是一个被历代历史学家称赞的繁荣时期，但它也隐藏着历史的祸根。首先，汉朝建国时的“小政府”逐渐发展成为臃肿的“大政府”，行政效率低、养民成本高的孪生兄弟走到了一起；第二，随着官僚队伍的扩大，汉武帝有奢侈的欲望，不惜一切代价创造“皇族尊严”；第三，这是战争，这是历代皇帝的梦想。战争的财政消耗是巨大的。从官兵的供给、食品的长途运输、攻防战的建设等等。，长期战争往往耗费空帝国多年的积蓄。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汉武帝开始了金融创新。今天，他的创新渠道无非是两点:第一，建立盐铁垄断体系，通过行业垄断，政府可以随意调整盐铁价格，仿佛给帝国留下一个巨大的“财富开关”。当官僚体制需要时，你可以按下开关，从人民身上抽血，实现民间财富向皇权财富的转移；第二，它是操纵货币并在任何时候保持通货膨胀。更通俗地说，“皮比”、“五铢”和“白金”，都是帝国开始“普遍征税”和利用通货膨胀榨取人民脂肪的工具。

逃税和避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知识

汉武帝的金融创新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被左右为难的历代帝王视为敛财的法宝。尽管众所周知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很难长期维持，但为了应付眼前的困境，保持财富和维持帝国运作的“重中之重”，它终究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皇帝的理性。

在元朝，甚至出现了蒙古版本的“凯恩斯”，他是官方总理的超然。他认为，利用政府主导的项目和大力花钱可以刺激帝国疲弱的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的轨道。在他任职期间，他确实启动了一些由朝廷领导的系统工程，如开发水利、治理黄河和建立庞大的军事系统。然而，这些超然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善经济，而且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原因是所有由支队执行的项目都是“无根的树”。他增加了政府开支，但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他不得不开动印刷机来利用它，恶性通货膨胀给了元朝一个远比战争更致命的打击。金融秩序的崩溃导致人们对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除了政府经营的企业和控制货币发行，从土地上获得收入是一种传统的“国家税收”收入。土地制度改革几乎贯穿了所有朝代，逃税、抗税、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斗争以及官僚利益的转移也贯穿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例如，东晋时，只有贵族贵族才有免税的权利，而有些靠当官经商发家的人则向官员行贿，或向贵族行贿以招亲，将他们的身份从平民转变为贵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逃税，穷人也以各种方式向贵族家庭寻求庇护。这样，国家给予少数人的不平等优惠待遇就成了士绅官僚获取利润的工具，从而赢得了国库。此外，由于政局不稳，政府的土地和人口登记不全，加上交通不便，各种实物税很难到达北京，这也导致税收流失，土地税很难征收。

凡事都有两面性，朝廷的税收政策一直是由人民制定的，这对皇帝来说是一种损失，但有时对国家来说利大于弊。当更多的资金留在私营部门，用于人们恢复和发展经济时，人们逃税是国家的福气，尤其是当掌权者挥霍无度、官僚体系腐败和效率低下时。然而，当国库过于空化，这使得国家难以应付维护政治权力和有效打击外敌时，财政缺血可能成为压倒帝国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奶酪”，朝廷中不可动摇的官僚利益

每个朝代兴衰的原因有很多，但经济始终是核心因素:健康的经济体系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朝代政治、军事和文化繁荣的水；当经济之水枯竭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一切”的枯萎。“恶”的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衰落，但“善”的财政政策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不管这个系统设计得多么漂亮，实际上是人们在实施这个系统。

以宋代清丽新政为例，先天下忧，后天下享的范仲淹为了解决执政当局冗员、冗兵、冗费问题，提出了“三冗”思想。“明敷、抑运、细贡、选官、分田、厚耕桑、修军器”，然而，文人的家乡理想，无论写在纸上多么动人、真诚，遇到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时，必然大打折扣。范仲淹的政策动摇了官僚体系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尹恩体制改革后，官员的后代当官员就不那么容易了，赚钱的机会也少了。磨制严格后，做官就不方便了。”因此，他的改革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官僚体系的敷衍甚至抵制。良好的治理最终会消失。

综上所述，历代皇帝都用发动国家机器、养皇族、养官僚、发动战争等经济手段，以各种方式从人民身上抽血，而良政给人民留下了养分，使人民能够发展经济，贡献源源不断的税收；敲诈者不一定愚蠢。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官僚体制的惰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各种弊病。在职者很难通过其他经济手段赚钱。他只能用金融工具来满足皇室对各级官僚的欲望。如果民间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速度快于整个政权体系的预期扩张速度，这个王朝仍然可以生存，如果政权体系扩张过快，整个国民经济只会崩溃。这时，任何麻烦，包括外敌入侵、农民起义和诸侯篡夺皇位的阴谋，都可能导致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崩溃。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的基础。当经济发展低迷时，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贸易创新、金融创新和金融创新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是国家的福气。然而，这种运气不会凭空消失，需要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和世界和平大环境的支持。遗憾的是，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形成了一套“健全”的从人民身上抽血的智慧，却没有培育出发展经济和支持创新的智慧，也未能有效解决千年来官僚体制扩张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当王朝崩溃的时候，它的国王们经常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逃脱诅咒的真正原因。一个国家是否身患绝症就像地震前的一些自然预警信号，而经济预警信号总是提前发出。然而，许多真正重要的细节已经被冲淡，隐藏在过去的历史书写之下。如今，大多数人都津津乐道于《长恨歌》中著名大臣的功绩、奸臣在国家中的错误以及大战的故事。剥去历代历史学家精心打造的外壳，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我们会惊叹历史已经为子孙后代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脚本。